上千片黑膠整齊排放在角落，不大的牆面上掛滿心儀的台灣畫家作品，眼角餘光掃到的，卻是一座座逗趣的卡通公仔，還有那不知從哪間海鮮餐廳拾回的「歡迎光臨」紅地毯。 曾是知名建築師，阮慶岳的家樸實小巧，沒有高大上的裝潢或擺設，卻各個角落都是驚喜，就如他的人生軌跡：出身建築本科，如今卻悠遊於文學創作與藝術評論領域。他稱自己興趣廣泛，「像個雜食者，什麼都吃，吃的當下不清楚原因，但都成了我體內最好的養分。」 45歲那年，阮慶岳因政府標案背債，從建築業黯然離場，卻也在自小嚮往的文學領域找到安身之處。回看被外界期許束縛的前半生，儘管跌跌撞撞，卻因嘗盡甘苦，反而更能珍惜如今的坦然與自在。 無法背書的孩子 探進阮慶岳以榻榻米為基底的書房，上百本書籍塞滿書櫃，很難想像，寫出多本著作的他其實背不起任何文字。這樣的狀態，從小五延續至今。「我小時候在屏東長大，那時念書沒什麼壓力，考試都是前三名。但不知道為什麼，一轉學到台北，我就忽然不能背東西。我很愛看書，但課文就是背不起來，一直持續到現在。」 這成了他人生第一道關卡，卻也意外開啟他走向建築的契機。因背不起歷史、地理等文科，只能駕馭依靠邏輯推理的數學，儘管熱愛文學，阮慶岳仍選念了甲組，但枯燥的工學院科系，卻引不起他一絲興趣。「直到認識姊姊在中原大學念建築系的同學，看他講自己是建築系的時候，臉上像在發光，感覺是個很棒的東西，就決定念了。」 阮慶岳坦言，自己對建築並沒有多強大的興趣，踏入這個影響一生的領域，也沒有什麼戲劇化的命定瞬間，但選念建築系，卻著實是他人生養分的重要起點。 建築系打開眼界 那是七〇年代末，淡江校園因黨外勢力龐大，校內風氣相對開放，阮慶岳身邊的同學不是耽溺在攝影暗房，就是投入文學和藝術表演，置身其中的他，也因此對自我展開了探索。「那時還沒有跨界這種概念，基本上在選擇甲、乙、丙、丁組時，你人生就已經定了。但建築系那環境滿特別的，很鼓勵你接觸不同的事，所以我開始看展、寫詩、寫散文，慢慢培養出開放的視野。」 大四那年，阮慶岳首次投稿，便拿下校內第一屆文學獎首獎，「但我沒有因此立志當小說家，只是對寫作有了那麼一點信心。」畢業後，對未來深感徬徨的他，先去當了兵，退伍後見多數同學出國深造，讓他也動了出國念頭，「但我知道家裡經濟不允許，所以只敢放在心裡。」 出身屏東潮州的公務員家庭，阮慶岳是家中老四，媽媽是家庭主婦，靠爸爸一份薪水養大六個小孩。「我記得高中時，家裡同時有四個小孩在念書，媽媽還要去借錢才能繳學費。」深知家中經濟不寬裕，阮慶岳決定先找工作，不料媽媽卻看出他的心意，「她某天突然問我，要不要考慮出國，她說其實一直有在幫我做會存錢。我嚇了一跳，一直問她『真的可以嗎？』」 為了栽培孩子，父母將房子拿去抵押，加上阮慶岳工作幾年的積蓄，帶著全家人的期待，他隻身來到了美國。 珍惜留學機會 「那時出國要開一張像本票的東西，進美國海關前要確認，我們家湊不到這個錢，還去借了二十幾萬，所以我一到美國就立刻找打工，把那二十萬匯回來。」這讓他深刻地意識到，能來美國念建築是多麼珍貴的機會，「我不能再浪費任何時間，一定要很努力。」 在菁英環伺的美國，阮慶岳意識到自己的建築知識與底子不夠穩固，便開始大量閱讀建築史。為了強化英文程度，他更斷絕所有中文讀物，每天讀原文書報、雜誌，無法背誦，就一步步用自己的方式打好英文根基。畢業後，他進了眾人稱羨的知名事務所SOM，儘管薪水、公司名聲都較同齡人亮眼，但那一年在白人上層社會競爭的過程，卻讓他強烈水土不服。 「那個世界，從衣著到談吐，都得符合菁英社會的標準，同事把彼此當成競爭者，每天都做得很不開心。」一年後，他決定轉往芝加哥的中型事務所，參與朋友邀約的書店計畫，在那裡，他找回了熱情，也拓展了對文化和藝術的眼界。 芝加哥奠定藝術底蘊 「芝加哥是我很重要的階段，我的公司剛好在藝術學院和藝術中心旁，沒事就能晃去看大量的電影跟展覽。」彼時的室友正好是地下樂團鼓手，帶著阮慶岳四處看表演，聽音樂，他像塊乾涸已久的海綿，拚命吸收。「那年代的台灣還有各種禁忌，有些文化不太被允許，但在芝加哥，我能接觸到各種對文化的立場，包括階級的探問，對我幫助非常大。」 下了班，阮慶岳偶爾會跟著年輕同事喝酒、跳舞，感受道地的美國生活。回到家，就讀書。文化碰撞下的悸動和感觸，讓阮慶岳決定重拾筆桿。「在美國那段時間，寫小說是我一個滿重要的精神平衡。身邊人覺得我考上美國建築師執照，進了不錯的事務所，還買了公寓，好像很風光，但其實我也有很多不如意。當時覺得有很多話想說，就開始寫作。」 大學因文學獎認識的評審施淑女成了他的伯樂，替他將作品轉至自立晚報的本土副刊，就這樣，阮慶岳展開了在台灣寫專欄的機緣。一直到回台開業後兩年，仍持續在報上寫著評論與散文。「但當時我還是決定認真當建築師，畢竟成為建築師的成本和代價都太高了，總覺得沒做好會對不起太多人，所以沒想過用寫作替代建築，只把它當作一種平衡。」 台灣的開業挫敗 1991年，當時的美國事務所接下墾丁海生館計畫，身為公司裡唯一一位台灣人，阮慶岳有了回到家鄉的機會，「剛好那時我去美國也七年了，非常想回來。」考取台灣的建築師執照後，隔年阮慶岳便決定開業，搬到台北，也就近照料家人。但不善應對客戶的他，開業期間屢屢受挫，讓他懷疑起置身此行的意義。 「我剛回來沒什麼背景，對台灣環境也不熟悉，只想著趕快入境隨俗，盡可能配合、體諒客戶，這個的代價就是做出來的東西不好，你會慢慢感覺到，也會愈來愈不喜歡自己。」從商業建案轉和政府合作公共工程，卻依舊不順利。拿下工程費高達12億，設計費五千萬的「九九峰藝術村計畫」，卻在投入四年後，因政府改朝換代被腰斬，所有心血付諸流水。 「當時簽出去的合約就快兩千萬，那幾年背債背慘了。」為了還債，阮慶岳勉強著自己繼續接案，「但我知道，我對建築業已經心灰意冷，也知道自己不適合經營事務所，覺得自己無路可走，根本入錯行了。」彼時的他剛邁入不惑之年，卻是人生裡最彷徨無助的階段。 為了抒發壓力，阮慶岳繼續寫作，也發現文學帶給自己的力量之大。「寫出來的文學作品，我自己會滿意，也發現那才是我真正珍惜的東西。」在事務所運轉尾聲，他因緣際會報名上文建會的國外駐村藝術計劃，得到前往宏都拉斯駐村三個月的機會，「這是另一個心境上的轉捩點，我在那過程發現，沒有誰是不可或缺的，我應該試著為自己好好活。」 毅然離開建築業 在宏都拉斯的那三個月，阮慶岳坦言不如想像中能與許多藝術家交流，「去了才發現那裡根本沒有藝術村，第一天下飛機，就被載到荒郊野外。村子很窮，沒有一個人會講英文，也沒有電話、報紙，更沒有網路。」那三個月，阮慶岳被迫與台灣斷絕聯繫，卻也因無事可做，創作出首部長篇小說《重見白橋》。 三個月後回到台灣，阮慶岳急奔事務所，卻驚覺「沒有我，大家也活得好好的。先前的放不下，還有那些對員工、父母的責任、別人對我的失望，原來都是自己想像的。」於是一週後，阮慶岳毅然關上了事務所，45歲的他，婉拒了其他同業的合夥邀請，只答應某大學系主任的教課邀約。 「我從講師做起，有份固定薪水，抽離出事務所後又有更多時間可以寫作，那兩年短篇小說、散文發表的量很大，某部分也是為了拿獎金還債。」阮慶岳笑說，「我獎金拿了不少，債務兩三年內就清乾淨了。」同時間，他在自立晚報的專欄也繼續著，從都市建築寫到男女兩性。建築出身，卻有著深厚的文字底蘊，讓他在文學界和藝術界逐步打出名聲。 意外成為策展人 隨著作品的累積，阮慶岳成了藝文圈裡特別的存在。2002年，台北當代藝術館換了新館長，也開展出阮慶岳的策展機緣。「他一直覺得當代藝術館和長安西路那一帶的社會紋理脫離。所以他想做個展覽，談藝術館與社區的關係。」阮慶岳的建築背景，加以對藝術領域的了解，讓他被邀請以文字參展，發展出「長安西路神話」，並應邀再做了多檔展覽。 「我的策展能力沒被訓練過，比較大的影響應該是大學和美國那段時間看了非常多展，跟藝術的關聯一直在。」策展期間，讓阮慶岳最難忘的作品還有「朗讀違章」與「7-11 City」，前者探討違章與都市的關係，邀來成名前的藝術家謝英俊和王澍創作，獲得高度迴響。 「7-11 City」則是2007年，阮慶岳因觀察到「便利商店已和人類生命緊緊扣在一起，未來的社會，將會是個通路的城市。」主動向通路商提案。他讓八位國內外藝術家在城市各角落自由創作，並讓授課學生一塊加入，成就了有別以往的藝術形式。「雖然宣傳沒有很成功，卻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展覽，有點像是對於城市未來的展望。」從文學開拓到策展，阮慶岳就此展開跨界的下半生。 與自己好好相處 領著我們步上小小的階梯，阮慶岳將不大的屋內隔成多個空間。一樓的客廳和餐廳，讓陽光恣意灑入；二樓的床鋪與休息空間則被唱片與書籍包圍；階梯後方，是小巧的書房，書房窗外的陽台，擺著一座浴缸。「坐在浴缸裡，就能看到外面的山和樹，還可以聽到鳥叫，這裡跟都市和大自然的距離剛剛好，很適合我。」 回看自小不擅交際的自己，他總想著自己或許某部分有著亞斯伯格症傾向，過往連到有人群的地方散步都備感壓力，「但這二、三十年裡，因為必須演講、上課，個性上調整了很多。」如今，他不時會到家裡附近的步道散步，慢慢找到與他人和自我對話的方式。沒教課時，就窩在家中寫作，專欄也好、小說也罷，將自己安放在心裡頭最舒適的位置。 「我常覺得一個人會變成什麼樣子，你永遠不會知道。我人生前半段不清楚要追求什麼，但因為那樣，我開展了很多機緣。走到這個年紀，我覺得其實就是追隨內在真正的聲音。比起開名車、賺大錢，不用聽命於誰，能好好地成為自己，對我來說是更幸福的。」 隨意抽出一片黑膠，阮慶岳輕輕放上唱針，隨著音樂，雙手在大腿上輕拍起來。攤在一旁看到一半的書，燙金的書脊在陽光下閃爍著。時間慢慢流過，不疾不徐，如他追逐了一生，終能慢下腳步，品嘗在黑暗裡探尋多年的生命本質，那原來如此樸素，卻令人安心。